|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成功完成首例脑深部电刺激术：当大脑的“电路”被重新校准
翻开今天的病历本，我盯着那位患者的术前影像看了很久。六十三岁的老周，帕金森病史九年，药物控制从一天三片变成六片，有效时间却从四小时缩到两小时。他妻子偷偷告诉我，有一天老周摔倒在厨房，面朝下贴着地砖，嘴里还在念叨“我能起来”。这样的故事，在神经外科的走廊里，几乎每周都在重演。
但今天不一样了。
2026年3月17日，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手术室内，首例脑深部电刺激术顺利完成。老周成为这座苏北重镇接受这项技术的第一个人。作为参与这台手术团队的一分子，我想聊聊那些手术灯之外的真实——关于帕金森病的本质，关于微小的电极如何纠正大脑里的“短路”，以及为什么这项手术的意义远超技术本身。
当大脑“电路”出了错，颤抖的不仅仅是身体
您可能会问：帕金森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教科书上写得很复杂，涉及黑质、多巴胺神经元、基底节环路。但换句大白话说，您的大脑里有一个精密的交通指挥系统——基底节，负责协调您的每一个动作：起床、走路、拿杯子、甚至眨眼睛。多巴胺就是这个系统的“信号灯”，指挥着神经信号的传递。当生产多巴胺的神经元陆续死亡，信号灯就开始失灵：红灯不亮，绿灯闪烁，各种动作指令在神经网络里胡乱冲撞。
这就是为什么帕金森患者会有“冻结步态”——明明想迈腿，腿却像钉在地上一样。为什么会震颤——安静时手抖得像筛糠，做动作时反而好转。为什么会僵硬——面部肌肉失去表情，变成“面具脸”。
老周最痛苦的不是这些，而是药效波动。每天早晨六点吃下左旋多巴，九点后身体开始“听话”，能自己系扣子、能端起碗吃饭；但下午两点，药物就像漏气的气球，效果迅速消退。那段时间，他几乎失能：走不动路，说话含糊，甚至连吞咽都有困难。每天在这个“开关”之间切换，对意志力的消耗远超疾病本身。
目前全球超过1000万人受到帕金森病困扰，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约7%的速度增长。在中国，65岁以上人群患病率约为1.7%，也就是说，在徐州这座常住人口约900万的城市，潜在的帕金森患者可能接近2万。大多数人的认知里，这病就是“手抖”，殊不知背后还潜伏着便秘、抑郁、睡眠障碍、认知功能下降等一系列恼人的非运动症状。
“电路”出错了，影响的从来都不只是电路本身。
“精准打靶”与“神经调控”：一场持续近百年的浪漫邂逅
1947年，西班牙神经外科医生José Delgado第一次用电击刺激猫的脑区，发现能改变动物的攻击行为。1987年，法国人Alim-Louis Benabid完成了第一例用于治疗帕金森病的脑深部电刺激术，正式拉开了这场“大脑电路维修工程”的序幕。
将近四十年后的今天，这项技术已经全球范围内帮助超过20万名患者。被称为“脑起搏器”的DBS系统，本质上就是一个微型电极植入物，像一枚精细的“脑内时钟校准器”，直接植入大脑中控制运动的特定核团——常见目标包括丘脑底核或内侧苍白球。它发出的高频电脉冲，能“干扰”异常神经信号，让过度的震颤和僵硬的肌肉重新安静下来。
很多人问我，这不就是把电极扎进脑子里吗？听起来够吓人。
确实，如果放在二十年前，开颅手术的创伤和风险都相当大。但如今的DBS手术已经进化到“微创+精准”的模式。手术当天，老周只是剃掉了头顶一小撮头发，固定了一个立体定向头架。头架的作用类似于卫星定位系统里的坐标锚点，磁共振扫描后，我们能在大脑MRI影像上精确计算靶点位置，误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。
比起更早的手术方式，如今的DBS更像脑外科医生和神经内科医生之间的“双人舞”。植入电极大臂粗壮，固定在手术台边；神经电生理监测仪中，传出老周基底节神经元放电的声音，像雨打芭蕉般密集而规律。我们在立体定向的引导下把电极尖端精准送抵靶点，而后微电极记录验证位置。当电极尖端抵达丘脑底核，老周的震颤立刻停下——那是手术室里所有人都永远不会忘记的瞬间。
术后的“翻天覆地”：从数字看DBS的真实改变
手术本身只是一场开始，剩下的是设定参数和长期随访。
术后三周，老周全麻状态下来到诊室，“开机”仪式上我们进行了一次系统调控。体外程控仪，神经内科医生向埋在胸壁皮下的起搏器发送指令，调整了电极上四个触点的电压、脉宽和频率——这台设定，老周的脑起搏器每天放电24小时，无论他睡着还是醒着。
开机那一刻，老周试着站起来，走了几步，又坐下。他就这样反复了几次，突然眼眶红了：“媳妇，我能碰到鞋带了。”他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钥匙扣，之前这个动作至少需要两分钟才能完成。
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出现了。一个是数据：2026年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发表的最新荟萃分析显示，接受DBS治疗的帕金森患者，每天有效“开通”时间平均延长5.注释小时，术后3年随访时统一帕金森病评分量表运动部分改善约50%~70%。用药量减少了约50%，而最直接的好处——那些烦人的震颤和僵直，术后即刻改善率达90%以上。
另一个声音是患者的感受。老周妻子记录的“症状日记”里显示，术前老周长在抖颤的下午，她每隔一小时就要帮他活动僵硬的手指、按摩下肢；术后，她不用再守在旁边，老周可以自己倒水、用指甲钳剪指甲，甚至在天气好的早晨独自去家门口公园散步。术后检测显示，老周的双侧震颤和僵硬都有改善，开关单元时长显著延长。
DBS并非治愈帕金森病，而是给患者赢得一段高质量的生活时光。它能改善运动症状、减少药物依赖性、提高生活质量，但无法阻止多巴胺神经元的继续死亡。这一点，我们必须坦诚相告。选择DBS的时间点也很讲究：过早植入可能剥夺患者药物改善的时间，过晚植入则脑组织萎缩严重，增加手术风险。目前主流共识是，确诊帕金森病后4-5年，出现药物难以控制的严重运动波动或开关现象时，是接受DBS手术的最佳窗口期。
从“治愈”到“陪伴”：医疗技术背后的温柔逻辑
老周术后第五天出院那天，太阳很好。他转身跟我道别，表情没什么变化——这是帕金森的“面具脸”，手术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改善——但眼睛里有笑意。他妻子说，这么多年来头一次，他愿意主动在人群中站起来。
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留在神经外科的原因。
医学发展到今天，很多疾病的“治愈”依然是个遥远的目标。但我们能做的是，在疾病的长跑中成为患者的陪伴者、功能的兜底者。DBS技术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：大脑里那些已经死亡的神经元，我们暂时还无法“起死回生”；但那些还活着但信号紊乱的神经环路，我们有办法重整秩序。
不只是帕金森病，目前全球已有大量临床观察显示，DBS在治疗原发性震颤、肌张力障碍、甚至是某些难治性癫痫和强迫症上都有显著效果。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介入，意味着苏北地区的患者不用再承受远赴北京、上海就诊的双向奔波之苦和漫长的排队等待。
从手术室出来，家属在走廊尽头等我，坐立不安：“醒了会疼吗？”我指着监护上老周的脑电图说：“手术中的刺激信号让他不想家中的那些地震一般震颤目光。”
患者家属露出放心的表情，这种笑容在我们医院常见的白色墙壁映衬下显得格外珍贵。医疗技术的进步不意味着冷漠数字的堆积，而是真真切切地改变了具体人群的生活质感。每一个能够独自系好鞋带的清晨，每一个减少一次药物不变质的黄昏，都是医学赠予生活的微小奇迹。
陪老周走完这一程，我发现DBS不仅是技术突破，更像医疗哲学的一次转向：我们不再执着于“战胜”疾病，而是学会了与疾病共处、博弈。重新校准大脑电路的，不仅是电极里微弱的电流，还有一群人愿意贴近患者生活的温度。
谁会想到，一枚小小的植入电极，在别人看来不过是2平方厘米的金属片，却在患者和他家人心里点亮整个生活。
我看了眼日历，傍晚六点半，准备收工。查房护士告诉我，老周的远房表弟也来预约了门诊，也是帕金森。正如此，这项技术的普及，会像温水里的涟漪，一层层影响越来越多的人。生活会继续折腾我们，但我们总归有办法让电路重新通电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