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史良法学院揭牌那天，我站在常州大学校园里，看见法治人才培养的另一种可能
2026年9月的一个清晨，阳光斜斜地打在常州大学武进校区新落成的教学楼外墙上，“史良法学院”五个鎏金大字在秋风里泛着温润的光。我站在人群里，看着红绸缓缓落下，身边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轻声说了句：“史良先生要是能看到今天，该多好。”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座以中国司法部首任部长、著名法学家史良命名的法学院，承载的远不止一块牌匾的重量。
这些年，我走访过不下三十所法学院，从“五院四系”到地方院校，从红圈所到基层法院，常常感到一种隐痛：法治人才的培养，似乎在象牙塔与真实世界之间，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。学生背得下法条，却写不好一份起诉状；能侃侃而谈“法治精神”，却在模拟法庭上被程序问题卡得面红耳赤。而史良法学院的揭牌，让我看到了某种答案的雏形——它没有走传统法学院“大而全”的老路，而是在地方高校的土壤里，种下一棵真正能触碰泥土的树。
一个名字背后，藏着法学教育不该被遗忘的初心
史良是谁？很多人知道她是我国司法部首任部长，却未必了解她作为“民国十大律师”之一，曾为“七君子”案辩护，在法庭上把检察官问得哑口无言。她一生强调“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，而是有温度的正义”。常州大学把她的名字挂在学院门口，不只是为了致敬，更像是在提醒每个走进这栋楼的人：法学院培养的，不该是法条的复读机，而是敢为弱者执言的行动者。
2026年春季，学院首批招生简章里明确写着“每个学生必须完成至少200小时的公益法律服务”。这个数字让我想起去年司法部公布的2025年数据：全国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同比上升18.7%，但合格的法律援助律师缺口仍有约3.2万人。史良法学院的做法，恰恰踩在了痛点——他们不是等学生毕业后再去“补课”，而是从入学第一天就让你知道：法学的手，天生就该伸向那些够不到法治阳光的角落。
课程表上那些“反常规”的安排，其实都是精心设计的“陷阱”
翻看史良法学院的课程设置，你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“反常规”。比如大一的“法律写作”不是讲论文怎么写，而是帮学校后街的餐馆老板们审合同、写欠条。大二的“模拟法庭”不是照着剧本演，而是直接介入常州市仲裁委的真实调解案件——学生带着耳机旁听，边听边写分析报告，当场就会被仲裁员提问。听说有一次，一个学生因为没注意到一份合同的“定金”和“订金”区别，被仲裁员叫到办公室单独聊了两小时。这种尴尬，远比考试扣分来得刻骨铭心。
更让我意外的是，学院把“法律与科技”设为必修课，而且不是那种水水的概念介绍。他们和常州的智能制造企业合作，让学生直接参与数据合规体系的设计。2026年3月，常州一家新能源企业因为海外业务数据跨境传输被罚了120万欧元，学院立刻把这个案例搬进课堂，让学生分组模拟应对方案。结果有个小组提出了一个“本地化存储+分级加密”的方案，企业居然真的采纳了——虽然最终没完全避免罚款，但把损失降低了40%。这种真实的战场感，是任何教材都给不了的。
那些“不务正业”的导师，恰恰是通往未来的那扇门
史良法学院的师资配置也耐人寻味。除了常规的法学教授，他们还聘请了12位“实务导师”——有退休的法官、资深律师、企业法务总监，甚至还有一位前公安局的经侦队长。这些人不教理论，每周只做一件事：带着学生“复盘”真实案件。有一次，那位经侦队长拿出一份2019年的电信诈骗案卷，让学生们在三小时内找出所有证据链漏洞。全班20个人，只有3个人注意到一份不起眼的银行流水里，有一笔转账时间与通话记录对不上。队长后来跟我说：“现在的学生太依赖数据库了，法律真正的功夫，在细节的汗毛里。”
这种教学模式的效果，在2026年6月的“江苏省大学生模拟法庭大赛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史良法学院派出的队伍，面对来自省内传统强校的对手，硬是在一个涉及“人工智能侵权责任”的模拟案中，用一份23页的代理词和一段五分钟的现场质证，拿下了冠军。评委组组长、省高院的张庭长在点评时说了句大实话：“你们的学生不像是学生，倒像是执业三五年的一线律师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咬住证据，什么时候该放低姿态。”
就业数据不会说谎，但比数据更动人的是那些“不一样”的毕业去向
2026年7月，第一批即将毕业的史良法学院本科生，就业数据让我这个“老观察者”都吃了一惊。截至统计时，他们之中有38%进入了律所，但有意思的是，其中超过一半选择的不是传统的大所，而是那些专门做公益诉讼、劳动纠纷、基层法律援助的小型律所。还有21%考取了法院或检察院，14%进入企业法务部门，剩下的人里，居然有7个人选择去西部地区做“法律志愿者”——这个比例，在全国法学院里几乎是独一份。
我特意联系了其中一位叫周子涵的学生，她来自湖南的一个小县城。她跟我说，大二时跟着实务导师去常州一个城中村做普法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奶奶拉着她的手说：“姑娘，我孙子在厂里受了伤，老板只给了两千块，你们能帮帮他吗？”周子涵用了两个月时间，帮老人跑完工伤认定、劳动仲裁，最终拿到6.8万的赔偿。她说：“那一刻我才明白，史良先生说的‘法律人的良心’，不是什么宏大的口号，就是你腰弯得够低，能听见泥土里那些微弱的呼喊。”
写在法学院的未来，不在排名里，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
那天离开常州大学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暗了，教学楼里的灯一盏盏亮起来。我路过一间自习室，透过玻璃窗看见几个学生围着一张卷宗争论不休，一个女孩手里攥着笔，在纸上飞快地画着证据链图。旁边的墙上，挂着史良先生的一段话：“法律不是为了制裁，而是为了保护。”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这个刚刚揭牌七个月的法学院，已经在这座城市里扎下了根。
其实，法治人才培养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。数据再好看，政策再完善，最终都要落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——他们能不能在面对弱者时不冷漠，面对强权时不胆怯，面对复杂案件时有耐心。史良法学院给了我一个希望：或许，我们不缺优秀的法律人，缺的是那些愿意从一张合同、一次咨询、一个细节里，把“法治”二字活出来的人。而这样的法学院，多一座，就多一分底气。 |
